最近，眾多管理類的自媒體都在爭論一個問題，那就是“管理水平能不能超越經營水平”？
爭論的起點是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管理學教授，曾擔任過新希望六和聯席董事長兼CEO陳春花老師在2015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管理水平不能超越經營水平”，這句話和這篇文章兩年多來被廣泛引用和轉載。在2017年7月20 日，另一位著名學者，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管理學教授肖知興老師在其微信公眾號中發(fā)表文章評價“管理水平不能超越經營水平”這一觀點是怪論，助長了企業(yè)不重視管理的傾向。其觀點也吸引了不少追隨者。由此引起管理界議論紛紛。
那么，到底如何看待這兩個不同的觀點，經營與管理的關系到底是怎樣的？記者最近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劉松博。
不存在的爭論
記者：管理水平確實不能超越經營水平嗎？您支持哪一方的觀點？
劉松博：兩位老師都是以理論與實踐并重而知名，對管理學界和業(yè)界有著重要的影響，是我本人非常尊敬的前輩。陳老師因為其傳奇的經歷和貢獻，堪稱中國管理界的殿堂級學者；肖老師是在國際學術界都被認可的頂級學者，他也是我們勞動人事學院的校友，沿襲了學院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的傳統，對管理實踐有著深刻洞察。這場爭論我也注意到了，并且仔細研究了他們的觀點。我的感覺是雙方都有道理，甚至都是真知灼見，但是由于兩位老師寫作的出發(fā)點不同，期待的閱讀對象也不同，所以并沒有形成事實上的交鋒。
陳春花老師那篇文章的核心觀點之一是管理要為經營服務。為了強調這個觀點，陳老師寫出了引起爭議的這句話：管理水平不能夠超越經營水平。在論證中她舉的例子是很多經營水平不高的企業(yè)竟然開始了流程再造的努力。可以推論，她所說的管理水平過高指的是企業(yè)應用了不切實際的所謂前沿時尚或者所謂“偉光正”的管理工具和方法，超出了企業(yè)所在的發(fā)展階段和經營現狀的要求。
而肖老師在他的文章中主要想批評的是很多企業(yè)家對于管理葉公好龍的心態(tài)，其中談到，他擔心“管理水平不能超越經營水平”這種觀點會助長一些企業(yè)家輕視管理的不良傾向，因為這種觀點“對于走火入魔地醉心于提出各種管理新概念的某些企業(yè)家很對癥，對于我們本來就葉公好龍的民營企業(yè)老板，就南轅北轍了”。他所說的管理與經營的關系體現出了權變的思維，即不同的企業(yè)（家）應該對應著不同的管理要求。
仔細思考下，兩位老師其實都認可企業(yè)應該找到符合自身特點和發(fā)展階段的管理之道。二者的觀點并沒有本質的矛盾，只是他們是分別寫給過度管理和輕視管理這兩種不同類型的企業(yè)（家）看的，所以側重點不同而已，肖老師甚至還認可陳老師的觀點對于部分企業(yè)家是對癥的。很多有影響力的自媒體都引用了引起爭議的那句話，甚至單獨拿出那句話作為轉引文章的標題，某種程度上放大了這場談不上是爭論的爭論。兩位老師看似有所爭論，但其實是各說各話，大家如果是為了看觀點之爭，很可能有看錯了戲的感覺，但管理和經營間關系這個話題卻是非常重要的，值得管理業(yè)界和學界思考，所以我說這個討論還是搭對了臺的。
管理與經營如何定位記者：那么，管理和經營各自的任務和職責是什么？
劉松博：管理和經營在學理上的邊界并不清晰。中文語境下“經營”這個詞在英語中其實并沒有特別好的對應詞匯，一般大家會想到用business，而business這個詞也往往被翻譯成“業(yè)務”。用這個思路粗粗區(qū)分的話，經營大都針對的是外部業(yè)務，而管理大都針對的是內部運營。肖知興老師在他的文章中提到，“圍繞員工時我們講管理多一些，圍繞客戶時我們講經營多一些”，陳春花老師更細化了這觀點，認為管理工作應該抓“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而經營工作應該抓“銷售”和“利潤”。
我建議可以考慮用平衡計分卡（BSC）為思考框架，學習與成長、內部流程這兩個維度可以看作是管理的轄區(qū)，客戶這個維度可以看作是經營的范疇，而財務績效維度則是管理和經營共同作用下的最終結果。這些區(qū)分當然并不算十分嚴謹，但是在日常語境下討論應該也夠用了。
記者：您認為管理和經營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
劉松博：如果上述界定可以被接受的話，那么我把管理與經營的關系簡單概括為三句話：
第一，管理水平既不是經營水平的充分條件，也不是必要條件。管理好了，企業(yè)的客戶是不是就會多，業(yè)績是不是一定就會好呢？不一定。因為影響企業(yè)獲得客戶和業(yè)績的因素和條件實在是太多了，競爭對手、宏觀政策、技術迭代、資源條件、社會認知、經濟周期等等，不一而足。同理的，企業(yè)經營好，也不代表它的管理就一定好，也許只是因為它抓住了某個市場機會，成為了風口上的那只豬。這是管理實踐中很無奈的事情。那么，企業(yè)為什么還要必須重視管理呢？因為二者還有下面的關系。
第二，管理對經營有促進作用，且促進經營并非管理的唯一任務。雖然存在很多促進企業(yè)經營的因素，但管理是其中最重要的可控因素之一，也就是說，企業(yè)能夠通過控制或改變管理的模式和方法來影響業(yè)績，這會讓企業(yè)獲得更多的穩(wěn)定性和安全感；尤其是管理對企業(yè)的持續(xù)發(fā)展和基業(yè)長青有重要的支持和推動。風口過去后，很多飛豬都會掉頭栽下來，死相難看，但是管理卓越的企業(yè)是最有可能平穩(wěn)著陸、繼續(xù)健康發(fā)展的。這是經過數百年來很多企業(yè)驗證的，也是實踐者和理論家孜孜以求管理優(yōu)化之道的主要原因。
陳春花老師2015年2月在其微信公眾號中的一篇文章提出：管理要為經營服務，且管理只對績效負責。這強化了尤里奇的from the outside in的理念，也是對德魯克觀點的進一步深化。然而需要指出，企業(yè)家在理解“管理只對績效負責”時，一定要注意績效分為不同類型，即使是財務績效也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指標，簡單區(qū)分也可以分為長期業(yè)績和短期業(yè)績，管理不應該為了追求短期業(yè)績而做出損害長期利益的行為。德魯克在其1954年出版的《管理的實踐》和1973年出版的《管理》這兩部傳世名著中，確實都提到管理層應該以經濟績效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和權威，要把經濟績效放到首位，但他也指出這并不是管理的唯一任務。德魯克還提到使員工具有成就感以及承擔社會責任都是管理的任務。也就是說，管理不僅要為經營服務，對績效負責，還要為人和社會本身承擔責任，這也是德魯克的企業(yè)要平衡短期業(yè)績和長期業(yè)績的思想體現。甚至在未來，隨著人力資本價值越來越全方位凸顯，康德在1785年提出的“人即目的”的理念將放射出越來越耀眼的現實光芒，管理很可能也會體現出更多的經營之外的其他意義。
第三，更需要重視的是，經營對管理也有反向作用。之所以說更需要重視，是因為管理促進經營的因果關系容易被看到，但是二者之間反向的邏輯鏈條往往被忽視：首先，經營做得好，企業(yè)才可以有更多的資源投入到管理之中。比如人們看到華為之前的虛擬股權制度極大激發(fā)了員工的積極性，繼而推動了企業(yè)快速成長，這個邏輯是對的，但是人們往往沒有看到，虛擬股權制度本質其實是利潤分紅或者是超額利潤分紅，而正是因為華為的業(yè)績好，才有更多的利潤投入到虛擬股權制度之中，處于下行通道中的企業(yè)是很難模仿華為的這一管理方法的。其次，經營做得好，會顯得企業(yè)管理做得好像很好。人們往往愿意向成功者學習，但前面說過，企業(yè)經營的促進因素和條件非常之多，甚至換一種管理方法可能會使企業(yè)更成功。實際上，企業(yè)成功經常有不為外人道的原因，往往正是這些原因可能才是其成功的關鍵。而也正是這樣一些企業(yè)，特別愿意向外宣傳自己的管理實踐，包裝成前沿時尚的樣貌，讓人以為是這些管理實踐的探索才是其成功的基石，從而很可能對缺乏分辨力的企業(yè)造成誤導。再次，經營做得好，會把企業(yè)很多的管理問題給掩蓋住。在成長通道中，企業(yè)經常無暇顧及管理，管理問題往往也不會對企業(yè)的市場造成太大的障礙，而一旦企業(yè)增長乏力，很多預期到的和沒有預期到的管理問題都會涌現出來。向這樣的企業(yè)學習管理，顯然是失當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最佳管理實踐的說法是有問題的，所有向成功經驗的對標學習都需要慎重，除了要了解自己面對的權變因素與對標單位有所不同，還要考慮到對標單位的管理很可能本身就是有問題的。
魚與熊掌可否兼得記者：管理和經營二者之間有主次關系嗎？
劉松博：管理和經營二者如果能夠齊頭并進，互相協同看起來是比較理想的，但是現實往往并不是如此。最主要的原因是管理和經營都需要消耗企業(yè)的資源，而資源有限是管理的基本假設，不但是有形的資源有限，即便是無形的資源，比如管理者的時間、精力和智慧也是有限的，在一個特定的時間段內同時等量兼顧經營和管理是很難的，特別是對于資源尤其有限的中小企業(yè)主而言，顯然要求過高了。某些時候經營上多推一步，管理隨后再跟上來；某些時候管理上多下下功夫，然后拉著經營向前走一走，都是可以接受的。比如，在戰(zhàn)略機遇期，企業(yè)更多重視經營（但并非就不投入于管理），以積累更多資源，而在戰(zhàn)略休整期，企業(yè)更多關注管理（但也要維持好經營），以求得穩(wěn)健發(fā)展，只要二者拉的距離不要太大，都是可以預期的企業(yè)的理性行為。
諾頓和卡普蘭認為平衡計分卡的四個維度存在因果關系，隱含的假設是經營比管理對于最終的業(yè)績有更直接的影響，而考慮到業(yè)績對于今天的企業(yè)仍具有終極意義，雖然管理與經營是相互作用的，但在大多數時候，管理追隨經營的理念還是更具說服力的（雖然學術界對此也存在一定的爭議）。關于這個理念，陳春花老師有很詳細的論述，我就不贅述了。
很類似的一個爭論是錢德勒提出了“結構追隨戰(zhàn)略”這一著名論斷后，看似已經毫無爭議，但另一位戰(zhàn)略學者安索夫還是提出“戰(zhàn)略追隨結構”的說法，后來明茨伯格對二者進行了整合，認為戰(zhàn)略和結構是相互影響的。三位大師各有各的道理，但是主流的觀點，或者更有影響力的觀點，還是錢德勒的“結構追隨戰(zhàn)略”。
作者：劉松博；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教授，管理學博士，曾訪學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圣安東尼奧分校。美國管理學會（AOM）會員，中國管理研究國際學會（IACMR）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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