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健全、穩定的金融與貨幣制度是經濟發展的前提，金融體制要適應市場發展的要求。
19世紀70年代之后，中國在外國資本主義的沖擊之下，走上了工業化的道路，但基本都不成功。不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封建政治制度對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制約，但不可忽視的是，金融體制的混亂使企業缺乏一個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
清代的幣制相當混亂。從理論上說，清代幣制是銀本位，但事實上一直是白銀和銅制的制錢并行流動，這就形成一種平行的雙本位制。白銀和制錢都作為貨幣同時流動，又沒有一定的法定價值相聯系。在現實中，流通的貨幣種類繁多蕪雜。在白銀和制錢之外，還有外國流入的銀圓、自己鑄造的銀圓，還有作為銀行券的紙幣鈔票。鈔票中有錢莊、票號、銀號發行的錢票、銀票，又有政府發行的官票和寶鈔，以及外國在華銀行發行的兌換券和華商銀行發行的兌換券。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起又有了政府鑄造的銅圓。
盡管清末建立了戶部銀行，并在1908年改組為有中央銀行性質的大清銀行，但它并不是唯一的貨幣發行銀行。發行貨幣的主體有中央與地方政府，有官方與私人，有國人與洋人。各種貨幣同時作為市場交易媒介使用，其混亂狀況可想而知。
白銀的復雜“平色”
清政府對制錢管得很嚴，只能由政府鑄造，而且制錢的規格有大致的法定標準，百姓或銀號等金融機構私鑄制幣是要治重罪的，但對銀錠、銀塊的鑄造并不干預，對銀的成色和重量也沒有法定標準。而且，并沒有出現由政府鑄造的銀鑄幣，始終處于秤量貨幣的階段。這就使作為本位貨幣使用的白銀在流通中極為混亂。
流通中的白銀稱為紋銀或馬蹄銀，按重量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稱。50兩左右的稱為元寶，3～10兩的稱為中錠（亦有10兩者稱為中錠，3兩、5兩者稱為小錠），其余更少者稱為碎銀。當白銀這種貴金屬作為貨幣時，我們稱之為商品貨幣。商品貨幣的價值由其內在價值決定，而其內在價值取決于白銀本身的重量和成色（純度）。白銀的重量標準稱為“平”，成色標準稱為“色”，由于當時任何人都可以鑄造銀塊，平色就相當混亂。
就“平”而言，各地有不同的標準，各省有各省的“平”。梁啟超在其所著的《幣制條議》中列舉了73種。唐有壬根據中國銀行所編的《國內匯兌計算法》列舉出各省的“平”共有171種，主要有5種：作為納稅的標準、征收各項租稅時通用的“庫平”；征收漕銀折色所用的“漕平”；對外貿易所用的“廣平”；征收進口稅的“標準平”（又稱“關平”）、“公砝平”。據在海關任職多年的美國人的計算，這5種“平”的關系是：
關平100兩=廣平100.2927兩=庫平100.9956兩=漕平102.8108兩=公砝平104.6517兩。
這么復雜的“平”，能便利于交易和商品經濟發展嗎？
白銀的“色”，或說含純銀量的多少也沒有統一的標準。當時的白銀按成色分為純銀、足銀、紋銀和標準銀。純銀實際上并不是100%的成色，市場上作為計算銀兩而用的并不是足銀，而是成色低于足銀的標準銀，50兩足銀的元寶等于標準銀52兩7錢。“色”也如此復雜，普通人怎能搞得清？
銀錢比價亂象
作為重要本位貨幣的白銀本身是混亂的，它與流通中常用的制錢的比價更為混亂。銀錢比價不是由政府規定的，而是隨行就市。嘉慶十五年（1810年）前，曾有過1兩銀子兌換制錢1000文以下的情況，稱為“銀賤錢貴”。鴉片戰爭后，中國白銀大量外流，1兩銀子兌換制錢1000文以上，稱為“銀貴錢賤”。此后，銀錢比價一直處于波動之中，但基本趨勢是銀貴錢賤。
由于清政府濫鑄濫發大面額的銅鐵大錢而引發了通貨膨脹。鴉片戰爭的賠款以及鎮壓太平天國龐大的軍費支出使本來就不寬裕的清政府財政更為困難。清政府與現代所有有財政困難的政府一樣，采用了最能立竿見影的濫發貨幣的做法。在使用金屬貨幣時代，由于鑄造銅錢的原料缺乏，就鑄造大面值的制錢。例如，每枚等于1000文的當千銅大錢，其實際價值僅為38文；又鑄造以鐵為原料的大錢，增值更多。
與此同時，清政府又印制了各種面值的銀票和寶鈔，并規定了銅鐵大錢、寶鈔、銀票之間的比價。為了發行官票和寶鈔，還在咸豐三年（1853年）設立了官銀錢號（俗稱“四乾官號”），第二年又設立了“五宇官號”，寶鈔越發越濫。原來只有500文、1000文、1500文、2000文四種，以后有了5千文、10千文、50千文和100千文，并強令民營錢鋪替它代兌寶鈔。在1853～1861年間，大錢和票鈔的發行已達6000多萬兩銀子，占同期財政收入的70%左右。
政府濫發鈔票引起幣制和金融混亂，物價上漲。1853年，1兩銀換錢不過4000文，1861年已達3萬文。大錢、票鈔發行最集中的北京，物價遠高于外地。金融的混亂引起朝中關于本位貨幣的爭論。有主張用銀圓者，有主張金本位者。直至宣統元年（1909年），才決定用含純銀九成的銀圓。兩年后，清王朝就滅亡了。
前車之“鑒”
中國的民族工業，無論是官方的洋務運動，還是剛起步的私人企業，處在這樣一個金融和幣制混亂、政府濫發貨幣和通貨膨脹的時代，剛剛萌芽就蒙上了一層陰影。在這種環境下，無論是官辦還是民辦的企業，籌資困難，一開始就先天不足。
現代社會不再會有這種幣制混亂的狀況，但金融穩定也是經濟發展的前提。金融體制要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這才有利于促進各種經濟共同發展。金融改革是為市場化改革服務的。研究歷史上金融體制變化對經濟的影響，對我們當今深化金融改革還是有借鑒意義的。
（作者：梁小民，北京工商大學教授；來源：《中國商業評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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